被遗忘的与被诅咒的：3000个中非人的命不如一个美国人

“你需要给读者一个关心这些国家的理由，”我的编辑反复强调，“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如此遥远的、与自己生活无关的战争与冲突？”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读者要关心美洲、非洲的战乱呢？因为数千万人已经死去并仍将继续死去，数千万人流离失所，而我们却在袖手旁观？这根本够不上新闻。

“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血钻》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这就是非洲（"This is Africa."）维和部队只待到足够长的时间才意识到他们帮不到任何人，政府只想留住权力直到偷取足够财富然后流亡到其他地方，而叛军则不确定是否愿意接管，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治理这个混乱局面。非洲战争不断，美洲黑帮割据，我们都知道。

那是因为我的受访者告诉过我，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因为种族灭绝、政治迫害可以在这些土地上一次次发生，正是外界的无知和漠不关心纵容了作恶者？还是说，如果我们经历国内的天灾人祸时期待过国际关注和帮助，那么面对现在需要关注的国家，我们理应怀抱相似的同理心？

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沮丧，但更让我恐惧：冷漠已然是心安理得的预设，而关心与同理心需要一千个理由来自证。

从小学到高中，历史老师无一例外地告诉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了，战争是过去式了。在这份安逸的假象中，我们对于战争、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理解停留在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红色高棉和卢旺达大屠杀。

但在被我们忽视的地方，1996年，刚果爆发了自二战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2003年，苏丹的西部地区达尔富尔发生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而海地，如同许多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走不出独裁、军事政变、黑帮统治的阴影。

在本期来信中，我们与曾在或正在美洲和非洲生活的人们聊了聊他们经历的、鲜为人知的战争和暴力，以及他们所做出的离开或留下的选择。其中有曾在中非前线报道的战地记者，海地前总统顾问的女儿，还有苏丹的女性行动组织。他们的描述无法满足人们对于战争和暴力的猎奇血腥想象，他们不是无力被动的幸存者，而是主动发声的行动者。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每个地区的来信会分为概述和受访者自述两个部分。我们希望你看见这些不为人知的国家和地区的处境，也希望你看见那里的具体的人。希望作为读者的你，给他们一次被看见的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无需自证关心的尝试。

刚果与中非共和国

3000个中非人的命不如一个美国人

2005年，22岁的Anjan在纽约时报看到一条新闻：“刚果战争已造成四百万人丧生。”他记得那条新闻在很靠下的位置，只有大概二百字左右，他无法理解这样沉重的新闻为什么不在头版。他决定做点什么。不久后，Anjan来到刚果，加上他，那里一共只有四个国际记者。

刚果位于非洲中部，与人们的直觉相反，这个国家并不小，面积与整个西欧相近，拥有近一亿人口。2022年，刚果的人均GDP折合人民币只有4725元。

刚果未被开发的自然资源价值约为168万亿元。但当地的人告诉Anjan，刚果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一种诅咒。Anjan在《一个前线记者在刚果的旅程》（Stringer: A Reporter's Journey through the Congo）中写到：

“在过去一百年的技术革新里，刚果总是恰好拥有了必要的自然资源。一位比利时国王在汽车革命期间对刚果进行了种族灭绝，掠夺刚果的橡胶——当时世界需要轮胎。到了20世纪中期，为了给世界通电，比利时政府为了刚果的铜而发动了一场战争。现在，世界对锡的需求加剧了刚果最近的冲突，以用于制造几乎每个电子电路中所使用的导线。如今我们开始造电动汽车了，刚果又有钴。我们都能看到世界在技术进步，可是从刚果人的角度来看，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对他们造成了更多痛苦。"

在刚果东部的一个森林里，Anjan曾见过一些孩子背着50千克的锡，有的不堪重负倒在了路上，有的死在了路上。

1960年独立之后，刚果依然被独裁、政变、代理战争困扰。1996年起，刚果相继爆发了两场战争，导致九个非洲国家卷入其中。到了2024年，刚果的死亡人数已从四百万增加到六百万，相当于北京朝阳区和海淀区的全部人口总和。

Anjan在刚果待了两年，后来，他又在卢旺达、中非共和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工作，为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撰稿。他相继出版了《一个前线记者在刚果的旅程》、《独裁政权下最后的记者》、《战争时期的婚姻》。

Anjan说，他在非洲中部的遇到的人最渴望让外界知道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觉得这也许会让战争尽快结束，让他们有更多生存下去的可能。然而，世界把刚果视为一个暴力的地方，不值得报道，除非故事引人注目而且极其血腥。在有限的报道中，非洲的国家也总是被呈现为野蛮而原始，永远处于战争状态，无意义地杀害彼此。这样的叙事让外界对非洲人的死亡习以为常，放弃干预，不再有帮助他们活下去的意愿。

以下是Anjan的自述：

这些年，我看到当媒体报道新闻时，有些战争被认为比其他一些更值得报道，有些生命被认为比其他一些更值得拯救。作为读者，从外部看，新闻界似乎有条不紊、自信而权威。但在内心深处，我感到迷失和失望。

有一次，几百名刚果妇女聚集在联合国基地前，抗议她们遭受到的强奸，包括被联合国员工强奸。她们与警卫发生了争执，并试图进入基地；大门几乎被推翻。我告诉编辑，“一名妇女称自己在路上被六名警察强奸，但没有人受到询问。”

我解释说，“数百名妇女已经进行了抗议。在坎昂加发生了一系列侵犯人权的事件。” “在哪里？” “坎昂加。它在刚果的中部附近。” “有没有枪声？” “没有。” “有没有打斗、冲突？” “没有。” “有没有任何暴力行为？” “据我所知没有。” “所以没有死人。” “是的。” 他停顿了一下，“嗯，不感兴趣。”

在刚果，死亡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以至于简单的死亡已经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我需要一次性的多人死亡，或者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死亡才能引起关注。一个村庄遭受袭击，导致一百人流离失所，只有当牵涉到军队或联合国时才会被认为是重要事件。强奸事件发生得太频繁，连一次性的六起都不会被报道。人们所经历的持续恐惧，即使有报道，也只会被安排在新闻报道的末尾，或者是观点页面上。

我写过坠毁的飞机，写过一个用霍乱污染了二十个村庄的移动的军队营地，关于被藏在森林中的卢旺达战士绑架的刚果士兵，写过很多杀戮、强奸。

我的报道常常受到当地人的批评。当我发一篇新的报道时，跟我住同一条街的人常常会请我喝一杯啤酒，再告诉我，嘿，你的报道是有问题的。你让刚果看起来就像是一帮失去理智的人在毫无缘由地互相残杀，可是这不是非洲人之间的战争，这是西方国家都想要刚果的矿物资源的代理战争。当地的人告诉我，刚果丰富的自然是一种诅咒。

同时，他们的快乐也是被媒体忽视的。我和当地一家人住在一个经常停水停电的房子里，社区里的小孩子经常会在污水边玩。每天我与他们吃一天中唯一的一顿饭，我见证了他们孩子第一次学会爬。我住家的妈妈给小孩讲故事的时候，讲的是一个勇敢的刚果战士打败了邪恶的国王，一个公主寻找善良的丈夫。她的故事关乎勇气，希望，和爱，与我在新闻中报道的刚果是两个世界。

我无法在美联社的报道中完全呈现这些观点，但是我在想，如果新闻是历史的初稿的话，为什么我在美联社通稿里报道的刚果，和刚果人口中的刚果如此不同呢？

试图去写那些不会被编辑注意到、不会出现在新闻中的故事已经成为了我工作的一部分。然而，我依然需要撰写这些新闻，靠一字10美分的工资付房租。但是我试图将那些在新闻媒体里无法发表的故事写到我的回忆录中，给它们找到一个不同的发表渠道。在每本书的开头，我选择将自己放置在读者的同等位置上，我告诉我的读者，现在我和你一样，对这些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但这正是我为什么关心这些地方的原因。

我不后悔这些年的决定。这些国家不是我的国家，这些战争也不是我的战争，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可以做些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我的角色就是信使。

我在中非共和国时，曾遇到一个鞋匠。他蹲在路边，使用粗线和橡胶疯狂地缝制着人们穿破的拖鞋。他说他决定留在这里给人们修鞋，这样他们在逃亡的路上可以走得更快。我还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来自波兰的神父，他驱车到没有手机信号、无法跟外界联系的村庄，记录下来这里有多少人受伤，有多少人丧生，需要多少食物和药品，再把这些信息传给国际人道援助组织。当我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会问他们我能怎样帮到你吗？他们说，报道我们的故事，让我们被看到，我们就更有可能被保护，得到帮助。

在中非共和国的一个刚被焚烧的城市，站在空荡荡的集市中央，我的同事用当地语言喊道“出来吧！别怕。我们是记者，政府已经离开了。”他一遍遍喊着。被烧焦的黑色茅草还残留在房屋上。慢慢的，我们听到远处有拖鞋碰撞着脚跟的声音。一个女人从森林里走了出来，她穿着红色的上衣和黑色的裙子，震惊地看着我们的脸，然后她握住了我的手，“谢谢你，谢谢你。”别的躲在森林里的人也慢慢走了出来。他们跑向我们的摩托车，问道“人们知道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吗？”这是些饥肠辘辘的、身体受伤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向我们索要食物或者药品，像是那些从纳粹集中营被解救出来的大屠杀幸存者一样，他们想知道别人是否知道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如果外界知道，也许就会有希望。

遗憾的是，当前的国际新闻体系让我们觉得不同人的生命价值并不平等。

有一次，在中非共和国，士兵宣称要杀死躲在教堂里的三千个普通人。修女联系了梵蒂冈的教皇；我、其他记者、人权观察研究员，分别联系了当地的美国、法国大使馆和联合国，请求他们帮忙阻止一场对三千个中非人的屠杀，但是他们的回复无一例外是：在这个国家，人们每天彼此杀戮，他们无法干涉。

半夜的时候，我的一位美国同事给他的纽约办公室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明天早晨八点，他和三千个中非人就要被袭击了("We're going to be attacked at 8 am tomorrow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他的办公室随即给白宫打了电话，白宫又联系到了我们所在地的政府。第二天早晨，联合国派来了维和部队，屠杀没有发生。

三个月前，修女曾目睹两百被屠杀，而梵蒂冈表示无能为力。她原本以为教堂没法帮助当地人。她对那位美国同事说，“但原来为了你，很多都可以做到。”

我意识到，原来当世界想要阻止一场屠杀，想要拯救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是有能力这么做的。他们只是不去行使这些能力。生命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三千个中非人的生命，不如一个美国人重要。

另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当地同事坐在停车场里，抬头仰望着天空。他说，我觉得，人们对我们国家的了解，尚且不如对月球的了解深入。（"I think people know more about the moon than our country."）

海地

在政府抛弃的贫民窟里运营一家医院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从未听说过海地。这个位于加勒比海上的岛国，面积不到北京的两倍大，人口只有一千一百万人，大约是北京的一半。偶尔在新闻标题中看到海地，也多是跟黑帮动乱、政府腐败有关。直到2022年夏天，我碰巧听到纽约时报的播客Daily出的一期节目，名为“海地自由的代价“。我从未将海地与自由联系在一起过。

这是一个让很多海地人骄傲又愤怒的故事：他们骄傲的是，在1804年，海地的黑奴击败了法国殖民者，成为了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同时是世界上第三个共和国）。他们愤怒的是，海地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法国以宣战要挟海地支付巨额的“独立债”，以此弥补法国损失的土地和奴隶。海地政府不得不通过几次向欧洲银行巨额贷款，并对内提高征税来向法国支付这笔债务。这笔债务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海地才完全偿清了总共五亿美元的债务。而经济学家估算，如果这些钱曾用于海地的发展，将产生二百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我觉得很不公平的是，当人们想到法国时会想到自由、平等、友爱，而想到海地的时候只会想到腐败、贫困、绝望”，是这期播客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2024年，我再次在纽约时报的头条中见到海地，已然是“为什么海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黑帮联合”。

2010年，海地发生7.0级大地震，此后将近90亿美元的援助涌入海地，然而这些钱大部分都被贪污和浪费了。政治，在当地人眼中，是想要发财的人才会选择的职业道路。与此同时，海地总共有大约200个黑帮，其中一半以上驻扎在首都太子港。政治家最初用利用黑帮控制选举投票，随着时间的推移，黑帮势力逐渐膨胀，超出了政府的控制。

今年三月初，黑帮宣布他们将团结起来，不再内讧，也不再攻击平民，而将目标转向政府。他们焚毁了警察局，控制了港口和机场。直升机成为唯一离开海地的方式。然而，平民依然会沦为黑帮和警察交火的牺牲品。所有的餐厅、医院、银行等都会在下午两点时关门，最晚不会超过三点。正式的宵禁从六点开始。黑帮声称天黑后警察会在城市中进行秘密行动搜捕黑帮成员，因此如果你在街上游荡，并在交火中受伤，后果自负。

Kareen的父亲Jose Ulysse是海地前总统的顾问之一。由于丈夫参与政治，Kareen的母亲决定在美国生下Kareen和她的弟弟。海地的总统任期很少能达到五年，经常发生政变或总统遇刺的情况。每当新政府上台时，他们都会追杀前任政府的官员。Kareen的母亲希望孩子们拥有美国护照，以此保护他们。

2004年，Kareen十四岁，他们一家在前总统被推翻后前往美国政治避难。2008年，情势逐渐稳定，Kareen开始回到海地度暑假，但仍然继续在美国读书直至硕士毕业。从2018年开始，Kareen频繁往返于美国和海地之间。2022年，Kareen正式搬回海地。

Kareen现在住在海地首都太子港，同时经营着一家医院、一所孤儿院和一所学校。她是第一个回复我的受访者。发出访谈邀请后的一个小时，我就收到了她的回复：“‘海地被遗忘了’是我们海地人经常说的话，而且，很不幸地，我们也相信了这一点。世界对我们的了解很有限，而且通常是负面的。但这不是海地的全部真相。”

以下是Kareen的自述：

三月份以来，我总是能听到直升机的声音。嗡嗡，嗡嗡，螺旋桨搅动空气，摇晃着棕榈树的叶子。美国海军的直升机最吵，最近更多的是民用商业直升机，它们飞得更低，声音也没有那么大。各国在撤侨，他们并不想留下来帮助我们。能承担直升机费用、拿到签证的人在离开海地。

我拒绝了美国的撤侨安排。“我不会走的”，我说，“海地是我的家。”

我本来计划在三月底飞到美国看望我的儿子。他今年八岁了，和他的父亲住在一起。但我不想就这样仓皇离开海地，像我十四岁那年一样逃到美国。希望他长大后会理解我，并原谅我的选择吧，就像我现在能够跟爸爸和解，理解他在我童年的缺席了。维持医院、学校和孤儿院的运营越来越艰难，我需要留下来面对。

我们医院位于太阳城，是太子港中著名的贫民窟。旁边的两个对立黑帮长年活跃，即使在他们不交火的时候，也会有一方不时冲天开枪。太阳城的人口大约有25到30万，但却没有公立医院，除了我运营的医院外，唯一的选择就是无国界医生组织。这个地区大多数人住在简陋的帐篷里——几根棍子撑起的一张破布。街上到处都是在翻垃圾觅食的人，从污水坑里喝水的人。雨季时，周边山区的垃圾被冲刷到太阳城，水源进一步被污染，导致很多人感染霍乱。

1991年，我爸爸在太阳城参与社区发展农业项目时，和几个朋友建立了一个急诊诊所，这些年，依靠他拿出40%的收入和其他私人捐赠，这里逐渐从一个只有两张床的诊所发展成了一座有五栋两层高的楼、169张床的医院。现在我们共有86名员工，其中70%是来自太阳城的员工。

医院走廊上抱着孩子的女人们

医院总是面临着物资短缺、发不出工资的问题。政府不会给予我们任何物资和资金。每当我们寻求帮助时，政府只会说：“你清楚你的医院开在哪里吗？”意思是，既然医院开在贫民窟，就别指望得到任何帮助。

2018年，我的奶奶因呼吸衰竭住院，制氧机的供货公司因我们所在的区域而不肯送货。你能想象吗？我的奶奶就这样在我们自己的医院里离世了。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医院需要更多资源，开始在我回海地的时候去医院帮忙。最开始我恨不得每五分钟就想哭，病人付不起钱怎么办？发不出工资怎么办？没有饮用水了怎么办？我难以想象我爸爸是如何支撑了这么多年，也理解了为什么在我小时候他一周只有两次在家，即使他尽量在周日晚饭时回家，也总是心不在焉，想着工作和医院的事情。

我爸爸曾在政府的金融部门工作，后来成为总统的顾问之一，但他并不喜欢这个政府，他只是希望借此平台尽可能地发展海地的经济，为人们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关于他的工作，我只知道这些，那些年我们并不亲密。政府在2004年被政变推翻后，他也不愿意向我讲述那段回忆。我只记得我妈妈曾对我说，“收拾好你的行李，我们这个周末要去美国度假了”，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带上那么大的行李箱。一周过去了，我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海地？”我每周都这样问，直到我渐渐意识到我们无法回去了。那时候我的英语不好，经常被美国白人孩子嘲笑。有一次祈祷的时候，我把“Please protect my father” （请保护我的父亲）说成了 “Please protect my daddy” （请保护我的爹爹），引来一阵哄笑；我不知道在祈祷的时候只能说father，不能说daddy.

我在美国生活时，有一次我爸爸担心医院要发不出工资了，我说好吧，我来帮你。那几个月我做了很多兼职，做收银员，在养老院里做护工，全是那些我无法写在简历上，但是能挣到些钱的工作。在海地时，我和我爸爸会向我们的朋友们争取捐赠。你有多余的泰诺吗，可以留给我吗？你有不用的床单吗，请也留给我吧。

我们提供的主要服务是剖腹产，定价为300美元，但医院通常只收取50%的费用，其余的费用我通过筹款来补足。顺产的费用是40美元。然而，即使如此，仍然有许多人支付不起这笔钱。我会告诉他们尽可能支付你们能够支付的金额，尽量付到30%的费用吧，因为我也需要支付我的医生们的工资。

Kareen医院的医生护士

我们不因为病人支付不起费用而拒绝提供治疗，也不因为病人是否属于某个黑帮而拒绝提供治疗。这使得我们在这个区域尽可能继续安全地运营下去，黑帮也知道有一天他们可能也会需要医生。

现在主要的交通道路都被黑帮控制了，什么能够被运进海地、什么能被运出几乎都由他们说了算。在没有新的物资情况下，我们或许只能撑到六月。上个月我们不得不解雇了30人。出于安全考虑，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我把孤儿院的十九个孩子接到了我住的公寓另一层。他们最小的只有三个月大，最大的四五岁，有的是在我的医院里出生的，但是父母无力抚养，有的是被留在我们医院门口的。

一个月前，我乘车去超市的时候，看到路上到处都是垃圾；政府的卫生清洁部门因为黑帮与警察的冲突而关闭了。尸体被随意地丢弃在路边，有的躺在燃烧的轮胎上，有的则被流浪狗啃食。我的学生们已经对于看到尸体已经司空见惯，他们会直接跨过，或者当街焚烧，以免他们进一步腐烂、挡路。

黑帮声称他们的联合是为了创建一个更好的政府。我不明白，如今的局面如何会带来更好的政府呢？没有人明白黑帮和警察到底想要什么。人们只是默默讨论着自己失去的人。

2008年，我回到海地的时候，我的所有初中朋友都离开了海地。可是对我来说，美国从来不是我的家。我记得我十四岁之前的海地是什么样的：海地是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度，进入三月，家家户户都开始为复活节做准备。街道上洁净一新，摆满了复活节的装饰画和鲜花，孩子们穿上洁白的衣服，准备接受忏悔。我们会去海边玩，去机场接从美国回来的海地朋友，一起在家里做海地传统美食，炸猪肉、炸鱼等等。海地的风一直都很大，我们会比赛放风筝，看谁能够更巧妙地剪断对方的绳子。我特别喜欢那些巨大的风筝，不在乎它们的颜色，只要足够大，大到需要使用工地上那种粗壮的绳子。

上周，我看到窗外有两只透明的塑料袋在飘动，它们系在椰子树或榴莲树削成的杆子上，那是邻居家的孩子们在放风筝。

我希望我的孩子未来可以继续我在海地的事业。最近跟他视频的时候，我问他，“你明白为什么妈妈不能在你身边吗？”他说，“嗯，因为你在帮助外公。”我又问他，“你知道为什么妈妈无法陪你过春假吗？”他说，“我明白，因为现在路上有坏人。”

当我想起海地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继承。不只是我继承我爸爸的医院事业，更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骄傲。海地人是如此骄傲的人。我们建立了第一个自由的黑人共和国。我想要海地的人看到我们可以自己帮助自己，不必等待别人说的“白人救世主”。海地的医院通常采用白绿色调。由于80%的人口无法识字，他们只能通过颜色来辨别医院。我们尊重这一传统，但我尽量选择更加明亮鲜艳的绿色，我不想给人们带来阴郁的感觉。我希望让人们感受到美。如果有一天我有足够的资金，我希望能在医院的墙上绘制小时候见过的那些人物壁画。我经常这样告诉他们：“你真的很美丽！”“真的吗？”他们会犹豫地问。他们很少被当作人来对待，更不用说被告知自己是美丽的了。

Kareen医院

我一直记得我在美国佐治亚州的时候，曾有两个白人男子坐在军绿色的吉普车里冲我喊，“黑鬼，滚回非洲去！”我心想，是的，我想回家，请让我回到我的祖国吧。没有一个海地人是自愿离开海地的。在海地我们有最完美的气候，加勒比海岸最美丽的沙滩。我们离开，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但是如果世界给海地一个机会的话，我发誓在一两年内所有离开的海地人都会回来。

苏丹

内战与种族灭绝中的女性

苏丹正在经历内战，英文媒体将其形容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苏丹位于非洲北部，是非洲面积第三大国，拥有四千六百万人。在南苏丹于2011年独立之前，苏丹曾是非洲第一大国。同时，苏丹也是连接北方埃及和南方黑非洲的枢纽，至今境内的金字塔数量都是埃及的两倍多。

自去年四月内战爆发以来，一万五千人已丧生，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九百万人在国境内流亡，超过一百万难民涌入邻国埃及和乍得。

达尔富尔（苏丹的西部地区）女性行动组告诉我，现在苏丹交战的双方军队正在针对平民和国际援助机构、以及民间社会团体运营的民用设施发起攻击。大部分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都被迫在战争初期撤离或者被驱逐出苏丹。自战争爆发以来，苏丹有70%的医院被迫停止运营。

“我们无法将你与我们的工作人员或当地居民联系上。”该行动组说。“冲突中断了苏丹大部分地区的电信服务。对于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通信已经中断了数月之久。在一些农村地区，人们甚至被迫回到了依靠使者步行穿越乡村传递信息和记录的前现代时代。鉴于此，我们的地面联系人和工作人员几乎没有能力与外界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更不用说接受采访了。”

2018-2019年示威时，一名22岁的女性身穿白色长袍，戴着金色圆盘耳环的女性站在汽车车顶上。她侧身而立，正在讲话，一只手高举向天空。有人称她为苏丹的自由女神像，有人将她类比为努比亚女王，一个击退凯撒、为努比亚带来繁荣的黑人女王。

就在五年前，苏丹曾有希望迎来民主与和平。2018年至2019年，苏丹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人们走上街头，高呼“自由、和平、正义”，抗议生活成本的不断上涨，要求国家统治者奥马尔·巴希尔（Umar Bashir）下台，呼吁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国家！” 此后，巴希尔扶持的两个军队发动政变，将其赶下台。

民主转型没有到来。权力的真空被推翻总统的两个军队填补。2019年后，两支军队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直到去年四月爆发内战。这场战争中没有正义的一方，只有受难的平民。抗争者和离散群体看到民主自由的希望转瞬即逝，苏丹再次陷入饥荒和经济崩溃。

我很少在新闻推送中看到苏丹的身影。巴以战争、俄乌战争和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占据了所有的注意力。在寻找受访者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苏丹群体对于外界沉默的愤怒。他们说，我们处于无尽的空虚之中，无助地尖叫和挣扎，希望有人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没有人回答。就算我们被消灭了，也没有人会在意。

四月初一座被轰炸的城市

达尔富尔女性行动组强调，苏丹人民、尤其是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女性面临的困境不是自去年内战开始的，而是二十年前开始的。

达尔富尔的阿拉伯牧民和黑人农民经常因水资源争夺爆发械斗。2003年，黑人起义要求独立，抗议政府纵容阿拉伯游牧民族侵占他们的生存空间。当地的阿拉伯民兵组织在政府的支持下镇压黑人，大规模屠杀非阿拉伯居民，导致三十万人丧生、二百万人无家可归。此后，该阿拉伯民兵组织继续发展壮大，现在是内战中的一方军队。

同时，在2003年，中石油在达尔富尔发现大量石油，让这片地区的局势更加微妙。

联合国将达尔富尔大屠杀认定为二十一世纪发生的第一次种族灭绝。那时候国际社会没有及时关注。2009年，苏丹总统巴希尔以大屠杀、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等多项罪名被海牙国际法庭通缉，但依然持续了十年的统治。

达尔富尔女性行动组分享了她们收集的三个达尔富尔女性的自述，她们经历了20年前的种族灭绝，幸存了下来。而现在，正在进行的内战中，平民所面对的敌人，不再是简单的武装和游牧民兵，而是装备更为先进、甚至拥有轰炸机支援的军队。

以下是Aisha Khalil的自述：

2003年7月，我十岁。一天午夜时分，我们听到了呼喊声，接着是数声枪响，随后是密集的枪声——就像是暴雨的敲击。突然间，整个村庄被熊熊火焰吞没了。我们都开始逃离火海。我的妈妈返回去救我的祖母。其他村民劝我们继续前行，说我的妈妈很快就会和我们会合。

我们几乎整夜都在奔跑。黎明前几个小时，我发现我的小妹妹和小弟弟不见了。村里的一个妇女主动提出要当我的母亲，直到我找到家人为止。我每晚都和她一起睡，她对我非常好。

五天里，我们路过了无数个被烧得只剩下灰的村子，最终到了一个难民营地。营地领袖看见我后告诉所有人，有一个落单的女孩在找家人。随后，超过一百名妇女来到我身边，以为我是她们失散的女儿。我和新的“母亲”在营地里待了一个月，始终没有家人的消息。

有一天，我的新妈妈生病了，被送往了一家由无国界医生组织管理的医院。她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得知她已经去世了。此后我又住在另外两个家庭里，他们待我就像家人一样。

三个月后，有一位女士敲响了门，告诉我们，我的母亲和两个兄弟姐妹正在寻找我。我和妈妈见面了，我们哭了大约两个小时。她告诉我，我们村庄遭到袭击，我的爸爸和哥哥被杀了。而我的祖母则因身上烧伤而艰难挣扎，最终也去世了。

Fatima Gazali的自述：

2001年，我毕业并开始在苏丹首都的一家当地报纸工作。不久之后，达尔富尔爆发了种族灭绝，我的工作突然变得比我预期的重要。2004年，我前往达尔富尔报道正在发生的暴力和人道主义危机。该地区的消息受到严格限制。为什么政府要袭击自己的人民？为什么达尔富尔人被赶出自己的村庄，被迫居住在国内流离失所者（IDP,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营地？我脑海中有太多的问题。当时，这场冲突仍然被认为是一场内战，但越来越清楚的是，实际上这是一场种族灭绝。

我在流离失所者营地采访了许多妇女。一些妇女被政府支持的武装人员强奸了，其他人告诉我他们的孩子被侵犯了。还有更多的人在背井离乡搬到难民营后，为养家糊口而挣扎，在那里他们无法获得基本需求，如教育、医疗和基础安全。我听到的那些故事在我心里萦绕不去。我决定把我的职业生涯重点放在妇女权利和人权问题上。

这个决定很快给我惹来了麻烦。每当我写关于妇女暴力的文章时，苏丹安全部队的成员就会带我进审讯室，质疑我的报道和动机，有时甚至会拘留我几天。很明显，苏丹政府不希望本地记者报道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尤其是达尔富尔地区的妇女。可能是因为这类暴力行为的施行者往往是军官或政府支持的民兵组织成员。通过恐吓，他们试图迫使我报道其他不会损害政府形象的问题。

2011年，我在独立报纸《Al-Jareeda》上写了一篇关于萨菲娅·伊沙克（Safiya Ishaq）的文章后，压力进一步加剧。二十四岁伊沙克是一个苏丹大学的学生活动家，因参加示威集会并散发传单而被逮捕。在被苏丹安全部队拘留期间，她遭受了严重殴打、被多次轮奸。她的故事激起了苏丹妇女和民间社会领袖的愤怒。我写了一篇专栏，赞扬她的勇气，要求对她的指控进行调查，并要求追究施暴者的责任。

苏丹政府不仅质询了我的专栏，还将我带上法庭，并不公正地指控我“发布虚假新闻”。苏丹法院审理了我的案件，并裁定我有罪。一位法官判处我一个月监禁，除非我支付2000苏丹镑（约合300美元）的罚款。我选择入狱，因为我想向人们表明我不怕站出来为强奸受害者发声。我在乌姆杜尔曼妇女监狱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狱中，我遇到了许多遭受可怕人权侵犯的妇女。这些经历激励我继续写作关于妇女问题和人权的文章。我离开监狱时更加坚信我作为苏丹记者的重要性，并决心继续我的工作。

Amani E.的自述：

2004年1月27日，我们的生活永远改变了。那个晚上，一架飞机向我们的村庄投下炸弹，炸毁了房屋、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不久之后，属于苏丹政府和政府支持的民兵组织的地面部队步行而来，开始向一切移动的人和事物射击，甚至是被风吹动的塑料袋。人们四处奔逃，但纷纷被追捕并击毙。无论我如何描述这一场景，都无法充分说明这次袭击的残暴。数百人丧生。我失去了两个侄子，另外还有两位直系家人和十名亲戚。

我们决定逃到邻国乍得，步行七天，在边境的一个叫巴哈伊的城市安顿了下来。我们的新家是一片干燥的沙漠，树木稀少，风很大，尘土飞扬，而且没有药物。我们每天走到附近的森林收集木材，用稻草做衣服和床单。后来，国际救援委员会等人道主义组织来到我们这里，提供基本的援助，比如食物和医疗援助。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感到迷失和无助。我们失去了一切。

我们曾经是勤劳的，善于生产的，现在却变得无助无能。谋生的选择有限，而且都很危险。我们可以从事苛刻的体力劳动，比如手工制砖或建筑工作，或者每天步行到森林收集柴火或稻草，在当地市场出售，但这会让我们面临被强奸的风险。许多妇女不得不接受这种风险，为了孩子和家人的生存。

多年来，我目睹了许多妇女面临的困境，我不愿再无所作为。我成立了一个支持小组，旨在给营地中的妇女们力量，鼓励她们勇敢地说出她们每天所面对的艰难处境。我希望教导这些妇女们如何参与到自己社区的决策中。

自从成立这个小组以来，我们已经联系了一些致力于为达尔富尔带来和平的区域和国际行动者，包括英国大使和美国苏丹及南苏丹特使。我们向他们说明了达尔富尔妇女受到种族灭绝影响最严重的情况，但在所有和平努力中，我们都被置于一边。

我对未来的希望是获得硕士学位，为妇女教育贡献力量。我还希望教育下一代达尔富尔人，抚养我的两个女儿成为坚强的人，教会她们为自己和他人的权利挺身而出。

写在最后

写完这期世界来信，我似乎陷入了更大的虚无：我们倾听了远方的哭声，然后呢？能结束战争吗，能拯救一条生命吗？

“不能，”我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也因此逐渐觉得既然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也便没有关心的必要，更无须为不关心感到内疚。像电影《卢旺达饭店》里的那句经典台词说的，我们只会“感慨天啊，太恐怖了，然后继续享用晚饭。”至多，我们会去捐几笔款，以抚平不安的良心。

“能，”会这样毫不犹豫地回答的只有一种人——我的访谈对象。他们最明白发声没有回响、在世界的沉默中灭亡的滋味，他们本可以心安理得地选择放弃、选择虚无。可是他们依然选择接受我的访谈，期待让中国读者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告诉我，被倾听不代表一定有希望，但被遗忘只可能意味着绝望。

参考资料：

《Stringer: A Reporter's Journey in the Congo》Anjan Sundaram

《Breakup: A Marriage during Wartime》Anjan Sundaram

《Why the World's Deadliest War Go Unreported》, Anjan Sundaram, Foreign Policy

《The Cost of Haiti's Freedom》The Daily Podcast

《Sudan's Conflict, Explained》Vox

作者———曲子涵